大学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制度。

在我们这里，“大学精神”与“大学制度”都根源于中国问题本身。高校改革从根本上说是一项政治改革。

30年前的高考恢复是一项“国家建设”，既开启了教育秩序的重建过程，更配合了新的社会秩序重建。现在的大学问题，同样不局限于纯粹的教育领域，也不止于官员、教师、学生、甚至更广的社会阶层（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与分配问题，而更应该从根本上追问整体教育理念的问题，即国家以怎样的态度来面对教育、面对高等教育。

人当然应该处于教育的中心位置，人更加应该处于国家的中心位置。只有摆正了人与国家的关系，才可能真正摆正人与教育的关系。“以人为本”是中国政治一个重要理念，如何将这一符合世界潮流的理念在实践层面、制度层面不断加以落实和巩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汤敏，亚洲开发银行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因为在1999年谏言高校扩招，被称为“扩招之父”。在扩招的最初几年，他受到了热捧，支持者甚多。

10年前，汤敏以个人身份向中央高层寄去一封信，陈述了扩招的理由。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他的部分建议很快得到采纳，接下来扩招的速度更是出乎他的意料，他建议3年扩一倍，结果6年扩了5倍。

经过10年扩招，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扩招前的8%迅速达到24%，不仅实现了由精英教育阶段到大众化教育阶段的跨越，而且实现了高等教育总规模位列世界第一的业绩。

尽管大学生就业形势随着扩招而变得严峻起来，但是汤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直表示：“不后悔谏言扩招，利大于弊”。

热议高校扩招：

汤敏当年力谏扩招的几大理由是：

其一、当时中国的大学生数量远低于同等发展程度国家的水平，18～22岁适龄青年入学率仅为4%，而菲律宾31%，泰国37%；

其二，1998年国企改革，大量下岗工人进入就业市场，如果大量年轻人参与竞争，就业将面临恶性局面；

其三，国家提出保持经济增长8%目标，扩招前经济增长率为7.8%，急需扩大内需，教育被认为是老百姓需求最大的对象；

其四，当时高校平均一个教师仅带7个学生，有能力消化扩招；

最后，高等教育的普及事关中华民族的整体振兴。

经多次讨论，国家最后决定1999年大学招生131万，比1998年增长21%，这是90年代以来政府主动安排增加招生最多的一次。普通本专科年招生数从扩招前1998年的108万，一路飙升到2008年的600万；扩招10年累计招生约为4010万，占改革开放30年以来招生总数的75%。

扩招让大量往常可能被挡在大学之外的学生获得了人生机会。但好景不长，随着2002年第一批扩招学生就业和2003年大学毕业生的猛增，扩招开始被质疑。

“本科生四处有，研究生满街走，只有博士生还可以抖一抖。”这类打油诗在大小就业场所蔓延。一些大学毕业生开始抱怨，扩招让他们面临严峻的就业形势，无法找到工作。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养猪、卖小菜的新闻开始见诸报端。

当然，扩招让许多高校焕然一新。高校的土地资源大幅增加，得到的投入也大幅上升。这被认为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长期投资。

1[2]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