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人们对于北大“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担忧,仅仅属于实际操作层面的技术性风险,譬如中学校长能否抵挡权钱攻势而坚守择优推荐的原则,譬如中学校长是否对所推荐学生全面而准确地了解等……如今,这项制度则面临一种背离制度设计初衷的颠覆性危机。

据《重庆晚报》11月22日报道,当人们满怀希望校长“不拘一格降人才”,推荐偏才、怪才上北大,而事实上,推荐俨然变成一场考试分数的大比拼。重庆的南开中学和巴蜀中学先后公布了校长实名推荐学生参加北大自主招生考试的名单,入选的学生毫无意外都是最近几次考试中的前一两名。

岂止是重庆。从目前各地已公布的推荐学生名单看,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就是,凡获推荐资格的学生的考试成绩都是出类拔萃的,用一些家长的话说,自己的孩子“不获推荐,也能考上北大”。作为一项对现行 高考 “以分数定优劣”的人才选拔方式的制度性突破和尝试,“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依旧难脱“考分大比拼”的窠臼,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沮丧的失败。

从媒体报道中,我们对各位中学校长的为难之处,似乎不难看出一二。对于不以分数确定名单,重庆南开中学校长感慨:“非不能也,是不敢也!”这或许也正是各家中学校长只推荐成绩数一数二学生的共同心理,因为对于校长而言,这或然并非本意,但却是最为安全的选择——不易引起争议,即便有争议也不易授人以柄。

这些中学校长瞻前顾后的心态和行为,不禁让人哑然失笑。“推荐”之所以要“校长实名,而不是以往惯常的某个组织,如学校,或校党委等,就是要把所推荐学生的素质,直接用校长的个人信用、职业声誉来担保;一旦有失,作为推荐人的校长则须付出名誉扫地、个人蒙羞的代价,这也正是一切推荐制度的要义所在。其实,校长也并非只有风险,能够跻身为数寥寥的推荐人之中,本身就意味着获得有关机构和公众的肯定和认可,其中带来的现实的或潜在的正面效益显而易见,不管是对于校长本人,还是其所在学校。

当然,如果把“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功能异化的责任,完全归于中学校长们身上,未免太过苛刻,有失公允。社会学家孙立平在论及反腐制度建设时曾指出,在一些领域内,我们的反腐败措施并不比西方国家粗疏,相反,有的甚至更为复杂和严密。但问题在于,它们就是不起作用,其原因就是基础秩序的缺失。因为,制度的运行是嵌入基础秩序中的,在某些情况下,制度的失败,往往并不在于制度本身,而是作为制度运行条件的基础秩序出了问题。

据此反观“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其出台前后的质疑和争议,以及在施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诸般困窘,显然也是与基础制度,或秩序基础的崩坏和缺失不无关系。譬如,教育腐败和学校逐利甚嚣尘上的现状,导致“校长推荐制”一露头,就招致舆论质疑其会不会沦为权钱介入下的特权通道,而其深层原因则是大范围的权力失范和诚信缺失造成的怀疑一切的普遍不信任社会心理,任何改革都难免动辄得咎的尴尬;譬如,由于缺乏对中学校长职业水平奖惩和合理流动的制度性支持,所谓校长的“个人信用、职业声誉”也就成了无所依托的空中楼阁式幻象,那么凭什么让人相信他们会“像鸟儿爱惜羽毛一样”爱惜自己的名声,而不是相反?譬如,现行“考分决定一切”的中小学教育模式下,对于那些“偏才、怪才”学生的考核评价制度往往付之阙如,那么一旦抛弃“考分”的标准中学校长们如何做到慧眼识才……

显然,指望“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之类的制度改革,能够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不是一厢情愿就是痴人说梦。而那些不易引人关注的基础性制度和秩序的架设和重建,尤需制度设计者和施行者注意和重视,并倾力为之。（成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