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8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果断决定：立即恢复高考。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正式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

　　一晃，恢复高考已经30年了。为纪念2007年中国恢复高考30周年，2006年各地竞相出台高考改革方案。今年两会期间，更有人大代表提出“废除高考”的建议。高考改革，乃至存废，不可避免将成为今后几年人们议论的热点话题。回顾1977年伟大抉择的细节，或许可以给今天的改革一些启示。

　　中国需要刚性的公平竞争

　　1977年8月5日，在邓小平主持的科教座谈会上，来自武汉大学的代表直言，废除高考之后的十六字招生方针，即“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都是骗人的，实际就是四个字“领导批准”，其它都是徒有虚名，有的甚至连过场也不走。不推倒“十六字”方针，招生质量就得不到保证，“走后门”不正之风就不刹住，党风就不能端正，“读书无用”的社会风气不可能扭转。

　　“领导批准”，实际上是一种身份社会，只要你和领导能够搭上什么关系，上大学的问题就解决了。学习好，不如爸爸好。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向来是“灵活性”多于“原则性”，没有刚性的竞争，只要有一点投机取巧的空间，就会有人想出各种对策。中国是一个有人治情结的社会，只要领导拍板，所有的制度和党性都可以打破。因此，邓小平非常同意武汉大学这位代表的意见，当场表示：“‘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

　　30年后的今天，虽然中国的法治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离“唯法是从”的标准还远的很。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还存在极大的不平衡，远达不到普及的程度。因此，无论高考怎么改，“刚性的公平竞争”是一个必须坚持的原则。

　　决策应多听听群众意见

　　废除高考毫无疑问是20世纪60年代重大的决策失误，但为什么会决策呢？根本原因就在于拍脑袋决策，“文革前17年的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中大多数是资产阶级”，毛主席看后，觉得这种判断有点武断，于是稍后便在废除高考的理由前面加上了两个“估计”。据以这种判断的决策，上大学者不是为了学习，而是要承担“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政治任务。

　　面对两个“估计”，时任总理的周恩来很不相信，也坚决反对废除高考，他在1972年和一位美籍华人科学家谈话时，以极大的勇气提出要恢复从应届高中生中招收部分大学生的意见。文革高潮期间，周总理的意见根本不可能实现。“赋闲”的邓小平更是清楚，因为当时的一句顺口溜，“解放前上大学靠钱，前17年上大学靠分，现在上大学靠权”，已经在全社会流传开来。邓小平复出之后，全面了解实际情况，多次召开各方人士参加的“神仙会”，最终坚持了恢复高考的决策。

　　以两个“估计”进行决策，现在看来确实有点可笑。可是，现实中还有许多决策是拍脑袋的。比如，有的省份规定高考要考体育，用心良苦，希望孩子们锻炼身体，结果孩子们都去买兴奋剂了。再看这几年的高考改革争论，争论者大多为专家、领导，却不见基层教师、家长和学生。现在看来，高考改革还是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再回到群众中去”的原则，专家和官员们应该走出书房，走出办公室，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听取人民群众的心声和意见，按照他们的意愿去设计高考改革方案，去进行高考改革。

　　决策执行要果断坚决

　　1977年，作出恢复高考的决定后，面临着许多现实的困难。第一，恢复高考动摇了“两个凡是”原则；第二，1977年的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了；第三，试题出来后，却缺少印试卷的纸张。面对现实困难，邓小平当机立断，“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把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正是这种胆量和气魄，才使邓小平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

　　30年了，很多人又开始犯“历史健忘症”了，忘记了废除高考的伤痛。现在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社会阶层的合理流动是必然趋势，不问家庭出身、背景的高考就是制度性保障之一，目前还不能废。当然，我们也必须明白，高考有重重弊端，应该进行大胆的改革。恢复高考的细节告诉我们，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要改革的，一定要改，改革的阻力是必然的，只要是对的，就应该果断坚决一点，不要畏首畏尾，伸伸缩缩。比如，自主招生的监督机制、平行志愿的填报模式，就是千呼万呼不出来，缺少了邓小平恢复高考当年的果断坚决。